“这件事是我的错，损失一条人命也不应该是停职那么简单。药剂师比利说我不会因为他是嫌疑犯就把他匆忙送上法庭，证明他知道我有自己的标准和底线，连杀人犯都如此肯定我，我不会退缩，”菲利普·路德掷地有声，“不能让我为警察抹黑。身为警察我失职了，那理应从这个岗位上离开，以作为惩罚。”
说完，菲利普·路德将手中的警徽郑重其事地放在局长的办公桌上，转身离开。
《死亡天使》的全部故事到此为止。
阅读完稿件的最后一页，霍尔主编长出口气。他同样一脸沉重地放下文稿，抬头看向双眼亮晶晶的玛丽。
故事中的遗憾结局令人深思，而等待霍尔主编回应的玛丽·班纳特小姐则满脸期待。文章和现实的反差让霍尔主编立刻从故事情绪中走了出来，他哭笑不得：“你要是严肃起来，玛丽小姐，可是真的偏爱这种不圆满的结局。”
“难道在你眼中《狂欢之王》和《支票佳人》不够严肃吗？”玛丽反问。
“我说不严肃，可不代表不是好作品，”霍尔主编当然明白她的意思，“只是我请你写风格统一的谋杀案，而你写出来的两部作品都让人陷入道德和人性的困境当中。《连环杀手棋局》第一次问世的时候，比尔·梅恩先生正是因此而心生反感的。”
是这样吗？
仔细想来，好像确实有道理。
越是认真执着的人，越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，对道德的要求水准也就越高。尽管玛丽其实对这个年代的道德标准嗤之以鼻——按照标准，女性在社会上唯一的道路只有嫁人生子给丈夫当花瓶呢，其他的选择一律都是“不道德”。
可玛丽不接受，不代表其他人也应该发出拒绝。她拥有未来的记忆，其他人可没有。纵然玛丽不认同比尔·梅恩先生的批评和来信，却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立场代表了这个年代最高的道德标准。
这一类人是不会接受自己的道德标准受到质疑，或者换个形容，不会接受道德其实是件有争议存在的事实。若是说《连环杀手棋局》的结局到底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的话，那《死亡天使》最终以路德“失败”为结局……
“我也觉得，”玛丽苦笑，“梅恩先生肯定又要写文章批判我啦。”
“可不止是梅恩先生，玛丽小姐。”
霍尔主编放下文稿，平静开口：“我更担心的是，有读者会出言指责。”
“指责什么？”
“在菲利普·路德眼中，药剂师比利是个代替上帝左右他人生死的人，”主编说，“而在读者眼里，路德决定不救比利，哪怕仅仅是一念之差，他也做了和比利一样的事情。”
“那么问题在于，”玛丽反问，“杀人和不救人，是一回事吗？”
玛丽明白霍尔主编的担心，她在动笔时就想到了这点。
在悬疑推理小说中，打破主角的绝对权威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。大部分的读者或许察觉不到，但是在推理小说，特别是古典推理，读者对主人公，也就是侦探本人是带有绝对信任的。
就像是福尔摩斯，就像是波洛，他们的立场无比坚定、智慧远超凡人，不论多么凶险复杂的案子，只要他们出现了，案件一定会真相大白。并且侦探在案件中往往是个局外人和侦察者，即使存在着道德争议的部分，也绝对与他本人无关。这样的形象会让读者安心，产生无条件的信任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绝对权威”。
虽然福尔摩斯和波洛也存在着一些缺点，但像是福尔摩斯的孤高、波洛的洁癖，无非都是为侦探们增加一点人性光辉，拉近角色与读者之间的距离。
像菲利普·路德这样，自身的抉择出现问题，导致人物经历有所起伏的，则是许多硬汉派推理的手法了。比如说他的原型之一，英剧《路德》中的主人公路德，不仅有暴力倾向和严重的心理问题，并且为了破案不惜玩“脏”的，可以说是一位“坏警察”形象。更不要提其他硬汉推理作者经常给主角安排的酗酒、私人感情纠葛不清楚等等设定了。
玛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，只是放在十九世纪，人们或许难以接受好人是有缺陷的这类设定罢了。有争议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
“比利·格斯特犯下了杀人罪行，他既触犯了法律，又违背了道德标准，”玛丽说道，“路德没有救人，可是法律没有规定不救人就是犯法，不过他确实也违背了道德标准。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问题，违背了法律的按照违背法律对待，违背道德标准的按照违背道德标准的对待。路德做的不对，他势必要承受谴责，如果把杀人行为直接等同于不救人的行为，那我觉得才是真的有问题。”
“你说的没错。”
霍尔主编点了点头：“但是读者未必这么想。”

天才1秒记住：5LA.CC

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->>>